农业化转移城镇化比预想中的还要复杂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不要城镇化，更不是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把握好发展阶段的脉搏，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变化。像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从我们自身已有的实践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情况已经比较清晰。

第一，我国国情的最大特殊性在于人口规模巨大，地区情况千差万别。从理论角度看，根据钱学森的系统理论，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的巨系统，中国尤其如是。巨系统具有层次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仅复杂，而且随时间和情况有极大的易变性，系统的结构是不断改变的。这说明，在开放的环境下，中国社会这种复杂巨系统自身的运行特点所遵循的规律都有极大的特殊性，与一般国家有着极大差别，解决我国的特殊问题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更不可能照搬照抄别国的做法。从现实情况看，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往往对它的城镇化道路和人口的城乡分布产生很大影响。我国民国时期的学者吴景超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分析到这个问题。他把世界各国分为四大类：一是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低，如西欧国家;二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低;三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四是人多地少，但农业人口比重很高。他认为，第四类国家要实行现代化，难度更大，非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不可。如果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过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过大，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那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就不可能建成。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很高，要实现现代化，难度很大，必须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第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会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渐消失，但这是一个“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互动过程，更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一般会经历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我国的城镇化过程相对比较特殊，1949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城镇化速度和进程比较正常，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0.64%提高到19.75%。但从1961年开始出现了逆城镇化，再往后由于户籍制度、粮票制度等一系列阻断农业人口城镇化措施的实行，我国的城镇化率长期在17%左右徘徊，直到改革开放。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以平均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增长，2011年第一次超过50%，到2017年达到58.52%。需要注意的是，从2011年到2016年，虽然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仍在不断上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已明显放缓。这说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第三，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对国家整体发展都必不可少，只有形成城乡之间不同功能的互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健康推进。因此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乡村都不可能被替代、被消灭。城市的功能主要是集聚人口、集聚产业、集聚资金、集聚技术，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起到带动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乡村的功能则是更多地为城市提供生态屏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农产品，保存国家和民族自己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习俗人文和历史文化，具有文明传承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和乡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两种功能都要存在，如果消灭其中任何一种功能，整个经济社会就很难正常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可能只建设发达的城市，而罔顾落后的农村，那样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更不要说城乡居民都要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所以国家不能让乡村衰败。随着人均GDP的快速增长，我国农业农村的功能不但要保障十三亿多人口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正常需求，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还要进一步拓展其功能外延，表现在教育、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经济缓冲等方面，承担的任务更加复合而繁重。

在对城镇化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各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第二，各国城镇化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第三，在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如何保持乡村的活力。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